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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当代人》2019年第10期|刘云芳:唐山母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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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《当代人》2019年第10期 | 刘云芳  2019年10月09日09:05

我不止一次去过唐山地震遗址公园,园区内,原机车车辆厂的残墙还记录着1976年那场灾难恐怖的表情。一旁的铁轨扭曲着,这看似简单的线条似乎是对那段历史最简单、最有力的概括。这个在中国拥有第一个火车站、第一条规范轨距铁路,生产了第一辆蒸汽机车的工业城市所遭受的重创都隐藏其后。在这里驻足片刻,许多沉重的东西便从心头涌上来。

不远处,13面黑色的纪念墙伫立着,上边排列着24万人的名字。每次,我都忍不住仔细“读”它们,目光在黑色墙壁上抚过。每个名字都隐藏着一个家庭的哀痛,它们连缀在一起,成为城市之殇。这让那23秒大地剧烈的震颤把时间变成一道悬崖,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名字不过是崖壁的一个切面。

这场地震导致七千多个家庭全部罹难,上万家庭解体。我从老照片里看到过当时大地的裂痕,那深深的鸿沟在震后逐渐愈合。站在时间的厚土之上,我常想,那些家庭以及每一个人心上的鸿沟是如何一点点愈合的?而每个家庭里作为最柔软的支撑——女性,她们到底是怎样从废墟中走出的,又是怎样一点点抚平身边人的恐惧,把一个个家庭牢牢粘合在一起的?

距离那场震惊世界的灾难四十多年后的一个夏日,虽是早晨,阳光已经很炽烈,光线如细针般在大地上刺出我的影子。腹部突出的轮廓,已经昭示着一个生命正在不断成长,我即将第二次做母亲。这个生命的意外到来,让我觉得,以孕育者的身份与那些从地震废墟中走出的“唐山母亲”一起打开时间之门,或许是一次重要的洗礼。

我在那些故事里,禁不住流下泪水,与我相对的阿姨们却始终面带微笑。然而,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,当天崩地裂,房屋塌陷,人类如蝼蚁般被摧残,到处是尸体与废墟的时候,没有任何一种表情能够支撑起人们的心境。人们克制着自己,把泪水藏了起来,搜寻着幸存的亲人,盘点着仅存的东西,相互携手,把希望灌注于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把漫长的怀念之路平摊在之后的岁月里。那种力量毅然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与经验。

我坐公交车辗转来到一个叫“小王庄”的村庄。那里的房屋整齐排列着,街道宽阔整洁,一派新农村的景象。我与边秀红阿姨相约在村委会见面。她转过身去,掀开衣服,腰部露出一道伤疤来,这伤疤像是压制时光的一道锁链,将那一日大地的震颤、毁灭以及种种迹象封锁起来。

我试图从她的描述里窥见那一夜的恐慌。然而,那恐慌从她的神情里是找不到的。当时虽然已到凌晨,天却黑得要命,他们全家被一声巨响惊醒。外边响起撕心裂肺的呐喊:地震了!这声音还没落地,房屋便轰然倒塌。边秀红刚想爬起,却被一根房梁压在床上。她和丈夫对着爬出墙外的儿子喊,赶紧跑,去麦场!丈夫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拉出来。她顾不得身上的伤,急忙跟丈夫跑到邻居家救人。

到处是伤亡者。边秀红是村里的赤脚医生,她一看这状况,赶紧去自家倒塌的房屋里扒药。当时是夏天,无比炎热,又是凌晨,人们大都衣不遮体。村民从废墟下找出件衣服递给她。那是一件12岁少女的衣服,紧紧裹在她身上。后来,她又找来一条肥大的裤子。心想,能有衣服穿就不错了。她完全成了指挥者,让大家把重伤人员抬到安全的地方,又为轻伤者快速处理伤口。

脱脂棉没有了,怎么办?时间紧迫,这个时间能去哪里找。情急之下,她把自家的被子抱过来,三下五除二拆了被面,一大团白棉花裸露出来。她招呼大家过来帮忙撕棉花,自己又跑去扒墙角里的一坛老酒。那坛酒全家珍藏多年,一直也没舍得喝。她庆幸这坛子没有被砸碎。人们把棉花撕成一小团一小团的,放在酒坛里制成酒精棉。这软软的棉团像边秀红的话一样,让人心安。

有孩子疼得直叫唤,她急忙赶过去,一检查,才知道是胳膊脱臼了。可她从未给人接过骨,但如果不及时接上,留下后遗症就严重了。她大着胆子,回想着之前见过的接骨场景,尝试着把孩子的胳膊举起,旋转,再用力,竟然真的接上了。她一个接一个地处理,一处一处地跑,消毒、喂药、接骨、包扎……余震不断,她却在与时间赛跑,希望能够救助更多的人。这时,忽然有人跑来说,有个人尿不出来,难受得要命。她过去一看,伤者的肚子已经胀成了一面鼓。原来是尿道被砸坏了。边秀红意识到,他需要导尿,可这件事她完全没有做过。情况危急,看着伤者痛苦的神情,她只能硬着头皮从医药箱里翻找出导尿管,简单消毒以后,准备导尿。人们见她一脸淡定、自信,却不知道她心里也是没底的。她勇敢尝试了好几次,终于成功了。这位伤者得救了。

边秀红顾不上休息,她一个人守护着几百人的安危,真是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腰上的伤一再疼痛,提醒她该休息了。她累得走不动,便拄着一根木棍,咬牙坚持。婆婆看在眼里,心疼极了,特地送来一碗热粥。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了。

边秀红把自家的存粮也拿出来给大家吃,在那样的年代,那样的时刻,粮食比什么都金贵。可她说,哪顾得了想那么多,大家一起把眼前的难关闯过去才是最要紧的。家里的排子车,在当时算是大件了,她也毫不犹豫地贡献出来,用于运送重伤员。

几天之后,人们开始修建临时的简易棚。而她和丈夫忙着救助别人,奔波于各处,家里的事情根本顾不上过问。婆婆在外边因为风餐露宿,心脏病发作,晕倒了。村里人过意不去,这才为他们建起了临时的“家”,那个仅有几平米的临时居所,不只是他们一家五口的容身之地,还成了临时的医院。广播站的一名女广播员和两名村民都住在这里。边秀红让他们住在最里边,她自己睡在最外边。每天晚上,她的上半身躺在“家”里,腿脚却只能伸到外边去,好像这房子长出了腿脚似的。

解放军的救援队是第九天到达村庄的,边秀红帮着把救援物资发给大家,把重伤员转移出去,这才安了心。在她的努力之下,整个村庄的救援工作井然有序。所有的伤者都得到了及时处理。

她以一颗慈爱之心看待整个村庄的生命。之后的许多年里,她依旧为人们输液、打针,守候一村人的健康。后来,她还当上了村里的妇代会主任。现在,七十岁的她,仍在村委会担任委员,为新农村建设发挥余热。不管在哪个岗位上,她都尽职尽责。

现在,她每天从街上走过,看到曾经救援过的人在路边扇着蒲扇看孙子。而她在地震时接生过的孩子如今也已经人到中年,过着幸福的日子……这一幕幕场景令她欣慰。

边秀红永远也忘不了四十年前的那些场面,有个年轻妈妈搂着几个月的婴儿正在熟睡,被挖出的时候,依旧保持着喂养的姿势。她说,她见过一些死亡的人,他们的生命终止了,手上的机械表还在沙沙响着。这一静一动之间的对比,时常在脑海里萦绕。我想,那些不幸的人走了,活着的人何尝不是一块块机械表,他们转动着,这转动是时光的推动,亦是生命中最珍贵、最蓬勃的力量。

地震前一天的傍晚,天气热得要命,病房里来的人也都议论纷纷,说天上的云着火了,又说哪里的鱼都跳上了岸,青蛙也成群地跑到马路上,好像要远行似的……人们议论完之后,也会看一旁的高继贤——这个31岁的年轻女人,偏偏就摊上了身患癌症的丈夫,家里还有三个孩子等着抚养。

凌晨三点多钟,悬在房顶上的电灯闪了几下,便灭了。楼道里黑成一片。有医生打着手电来回巡视,叫大家赶紧休息。高继贤似睡非睡,迷迷糊糊中,感觉房子剧烈地摇晃起来。她赶紧站起身,想往外跑,却怎么也迈不开步。人站在那里,像是簸箕里的豆子一般,被颠来颠去。人们已经乱成一团,医护人员打着手电筒领着大家逃生。等到了门口一看,外边已经是一片狼藉。前一天还繁华的城市,已经满目疮痍。她转过头,想跟担架上的丈夫说话,才发现他已没了鼻息。在这场灾难的混乱里,他走了。她抓起一条旧毛巾,盖住了他的脸,脑子里交错闪现着三个儿女稚嫩的脸。

原本的房子塌的塌,裂的裂,到处是残缺不全的肢体。大自然的一双魔手把所有的东西都撕碎了,蹂躏着。她觉得自己像被擦除了路线的蚂蚁,要一遍遍尝试才能走上回家的路。等到了家,已临近中午。邻居大婶抱着儿子送过来,一脸歉意地说,闺女们……已经埋了。她抖着嘴唇,好久说不出话,最后,只问了一句:咋就埋了呢?

就在前一天晚上,婆婆带着三个孩子还有小姑睡在炕上。半夜,房顶砸下来,全家人都走了,单单留下了智障的儿子。可满大街哪个不是家破人亡?那突如其来的痛苦一下子抻平了每个人的表情。

孩子的大伯、大妈也都没了,两个半大的小子投奔过来。她一个人领着三个孩子。日子本就艰难,已经改嫁的养母忽然病倒,继父辞世之后,养母一直受着对方孩子们的排挤。高继贤一看这情形,只好把养母接回家里,娘儿几个相依为命。

等解放军一来,给各家搭起帐篷,后来又盖起简易房,才一点点好起来。儿子一天天长大,与其他孩子的差距慢慢凸显出来。许多次,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来,在街口看到儿子被几个调皮的孩子围住,高喊着,叫爸爸!儿子吓得不知所措,她的心顿时就碎了。

很多时候,她不愿意回家,后背趴着的儿子一看她往村口走,便哭着摇头。即便迟钝如他,也能感受到母亲掩藏在身体里的情绪。是的,她又要去葬丈夫的那座矮山上。她多想大哭一场,把心里的憋屈对他说一说。可是有太多生命死于那场灾难,她丈夫不过是顺道跟着去的。很多话到了那里就变得无力言说了。

两年后的某天,哥哥匆匆来了,当时,她娇小的身躯正负担着两大桶水。哥哥一见这情景,眼睛都红了,接过扁担,便说要她回趟娘家,去见个人。地震之后,重组家庭的很多,这一年里,上门说亲的人也不少,但她很长时间里都是拒绝的。哥哥硬要拉着她去。她洗了把脸,便坐在哥哥自行车后座上去了。

她穿过堂屋,先进了母亲的屋里。母亲说,一个人多难!一听这话,她的眼泪便汹涌而出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成那样。从丈夫查出癌症再到大地震,她的泪水好像被封锁了一样。在这一刻,她再也绷不住了,往日生活里积攒的压抑、艰难全都顺着泪水流了出来。

对方是人民教师,在那场地震里失去了妻儿。她心想,这样的条件,人家怎么可能接受她的傻儿子。而且,他们还相差16岁,如果不能一起到白头,以后自己还不是孤独终老。

当她红肿着眼睛去哥哥屋的时候,一抬眼,才发现那张脸是那么熟悉。早在十几年前,养父在世的时候,这张脸就常常出入于他们家。对,他是养父的学生。对方早知道是她。这一下子,很多话都省略了。

两个被天灾震裂的家庭很快粘合到一起。如果把一个个家庭比作一个个几何图形的话,地震之后,你可以看到,那半个圆形粘着一个角,这个碎了一角的方形粘着一个残缺的梯形,这些相互粘合的图形需要在时间里慢慢消磨掉损坏的边缘。而他们是幸运的。在相守的28年中,他们没红过一次脸。他将她的儿子视如己出。哪怕孩子因为好奇心重到处惹祸,他也跟着一起去别人家赔礼道歉。在她的暮年,想起这个男人,内心是感恩的。这也许是她生命中最温暖的一段时光了吧。

高继贤是个要强的人,即便丈夫收入稳定,五十多岁的她也依然出去做小买卖。有段时间天不亮就起来,弄一口大锅煮玉米棒子,再用一辆二八的自行车驮上一百多个,出去卖。有一天,她把手机忘到了家里,等回到家,才知道丈夫出了车祸,双腿骨折,正躺在医院里。她急忙把家里仅有的几千块钱带上去了医院。这个老实善良的男人告诉她,肇事者说要回家拿钱,结果多半天过去了,却不见踪影。显然,他被骗了。高继贤赶紧凑钱为他交上手术费。她放下手里的一切,全心护理丈夫。她每天推着他出去锻炼,可没想到,他双腿刚刚痊愈,髋骨又脱位,等髋骨好了,却又瘫痪在了床上。她那么悉心照顾,也没能留住他。

她细数这一生送走的亲人,养父母、亲生父母、两任丈夫、两个女儿……这些痛苦的日夜都已经被时光磨得圆润,每一次变故,从突如其来到全然接受,这个过程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她说,我对他们都尽心了。

儿子那愈来愈苍老的身体里,藏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。五十岁以后,他见了二三十岁的年轻姑娘依然会开口叫阿姨。他时常在口袋里装一两块钱,买一把劣质玩具手枪,对着天空、树木一阵乱抖,如此便快乐得要命。生病了,他拒绝吃药。他只听某个医院院长的话,他认定那个有耐心的老院长是他的舅舅。所以,哪怕一次感冒、发烧,高继贤也要时刻关注着,并且不住地在心里祈祷着,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。

有人说,她这辈子被儿子拖累了。但她从不这么觉得。这孩子是她的骨肉,既然带他来到了这个世界,就要负责到底。每天,儿子都会搭上某一辆家门口的公交车,去往不同的地方玩耍。他断断续续地向她描述这城市的变化,这儿又多了什么,那儿又不一样了,今天,他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人,对他说了什么。她总是要连蒙带猜,才能弄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。但她很享受这个瞬间,亲情之光也是照耀着他们母子的。

可是有一天,已经晚上九点多了,还不见儿子回来。几个相熟的老姐妹帮她在附近找了一大圈,也没见着。她们赶紧打了辆车,顺着公交车站,一站站往前找。终于,在灯光闪烁的街边看见了儿子。他抬起头,兴奋地跳起来喊妈妈,说自己一直等不到公交车。司机问他,你找得到家吗?他却很迷茫。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在这一刻紧紧握住他的手。

她有时会叹气,如果我死了你该怎么办?儿子似乎并不知道什么是死。他一脸天真地说,没事,你死了,对门的阿姨会给我做饭吃。她笑起来,笑得让人心酸。她时常想,假如地震没有把两个女儿带走,会不会是另外一番情景。

在小区里,人们都喊她傻子妈。她早已经坦然接受这三个字,她相信大家并无恶意。她教育儿子要做好事,教给他做人的道理,出去要注意形象。她这样吓唬他:街上有很多摄像头,连着各家各户的电视,他如果表现不好,所有人都能看到。这一招是有效的,他出去真老实了。她多次告诉儿子,在小区乱贴小广告是不对的。后来,她发现,儿子见了小广告便会撕下来。这小小的变化也让她欣喜。哪怕他看上去已经是个小老头儿的样子,她也要不厌其烦告诉他什么是错,什么是对。

命运在她人生中设下了太多的暗沟和荆棘,而她却丝毫没有怨气,她平和地讲述着,告诉我,她自己也与死神打过交道。她得了直肠癌,2015年,她先后经过了两次手术。她以乐观的心情看待一切,那些该来的本就是她该承受的。她从未觉得自己是应该被同情的弱者。现在,她是小区里的楼长,是所在区域的热心居民。她感恩于国家对她这样的家庭予以政策上的关照,感恩每一个帮助过她的人。这位可敬的老人,可能是命运给予她的甜蜜太少了,所以,哪怕别人对她的一点点好,都会牢牢记着。

地震来临之前,张敬娟正在学医,在乡间辨认各种草药。

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,等她从废墟里爬出来,看到的是坍塌的房屋,变形的街道。人们陆续从揉碎的梦境里,从房屋里逃出来。张敬娟安抚那些老人、孩子,在余震一次次来袭的时候,握住他们的手,说,没事的,没事的。这个年轻姑娘的淡定让在场的人都刮目相看。

她很快就冲到废墟边,跟着大家扒人救人。伤者出来之后,又急忙去护理,一分钟都不敢耽误。从废墟之下扒出的伤者什么情况都有,并且人数越来越多。没多久,她储存的药物就用光了。天气炎热,伤者的伤口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,很快就会感染。此时,距离大地震刚刚过去四个小时,后边还有很多人等着治疗。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,张敬娟忽然大脑一闪,想到了一个主意。她说,我知道哪里有药!当时,天阴得厉害,还有轰隆隆的响声,去哪儿都不安全,但她拿定了主意要去找药。

张敬娟跑到自家院子里,在曾经放自行车的位置一阵扒拉,终于找出了一辆自行车,她拍拍车座上的土,正准备出发,忽然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,一回身,看到后边追上来个人,走近了看,才知道那是同村一个小伙子,他也推了辆自行车来,说,我陪你去。张敬娟感动坏了,虽说她是有独自去找药的胆量的,但毕竟是个女孩子,有人能跟她作伴,当然是最好了。

她曾去过丰南城区的医药公司,看到过那些药片装在一个个深色的大玻璃瓶子里。可医药公司远在十几里地外,当时余震不断,又下起了雨,道路两侧的建筑很可能会出现二次坍塌,可想而知,这一路是非常危险的。想到这里,她又觉得不应该让小伙子跟她去冒险,她甚至劝他,你别去了。可对方非常坚定,说,没事儿,我陪你去!

在处处塌陷的道路上,他们只能凭着记忆和感觉艰难地、小心地往前走。有的地方已经断交,只能绕着走,有的地方多了很多砖石,只好搬着自行车。抬起头,两边的村庄也都陷入黑暗之中,他们隐约听到那里有大声喊话的声音,也是在救人吧。

跟她猜想的一样,医药公司那条街上的房屋都倒塌了。她踩在乱石堆上指认出存药的那间房子,两个人从一片乱石、残墙上跨过去,费尽力气把房顶扒开,又一块块把砖石移开。她从旁边找到一根长棍子,又是扒,又是撬,终于,看到了那些瓶瓶罐罐。她擦拭掉在上边的厚土,幸好它们没有被砸坏。她快速地清点着需要的药物及脱脂棉,像寻到大批宝藏一样欣喜。

回到村里,她赶紧去护理伤员。一有空闲,就跑去扒人,没有工具,就双手扒,磨得净是血泡,脚上也磨出了伤。余震再次袭来。原本摇摇欲坠的墙体又开始晃动起来。在这危急关头,村大队组织大家赶紧转移。但是,张敬娟却往回跑,村民们拦住她,她说,我听见有人在喊救命。大家当然不能让她再回去,她坚持说自己听到了呼救声,竟“扑通”一声跪下,说,就让我去那边看看吧。可是语音还未落,不远处的残墙和房屋就“哗啦啦”全都倒了下来。

有次,她跟大家一起救出了三个姑娘,已经呼吸微弱。她急忙冲过去,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,为她们做了人工呼吸。终于,其中一个姑娘醒了过来,有了意识。她不光护理他们的伤口,还保护着人们的自尊,很多时候,她都会从废墟里扒出衣服,给那些刚被救出来的衣不遮体的人穿。

张敬娟三天三夜没有休息,终于累得晕倒在地。醒来之后,村领导下令,让她不要去扒人,安心护理伤员就可以了。当时,很多伤员被压在废墟之下,不得动弹,天气又热,必须要提前施救才能保住他们的生命。这样的时候,旁边常会躺着几具尸体,不断散发着恶臭。她顾不得那么多,心里只有一个想法:能多救一个是一个。

食物稀缺,她先把自家的粮食扒出来,分了。又跑去挖野菜。她调侃,学习辨认中草药的本事,竟然这样派上了用场。

几天之后,伤员们的状况基本稳定了,重伤者也转移走了。她去村口一户人家换完药,出来看见一条水沟,借着夜色,她照见了自己的影子。这些天在雨里泥里跪着爬着,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,她都快不认识自己了。她“扑通”一声跳进去,任冰凉的水冲刷着疲惫的身体。她那条迷人的大辫子因为许多天顾不上梳理,已经纠缠成一团,怎么也梳不通了。回到家,她拿起剪刀,把那条让人羡慕的大辫子从根剪掉。

那年的8月8日,她就顶着那一头短发去了北京,那是她第一次去北京。作为所在地公社的代表去参加全国抗震救灾英模表彰大会,还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她是大家公认的英雄,回来之后,很多地方邀请她去做英模事迹报告。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,想起这一段,她脸上却显露出羞涩来。她说,我懂点儿医,那样的状况下,做那些事儿都是应该的。

连她自己也想不到,在那场地震里,她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。那个陪她去扒药的小伙子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。大约是那段时间,张敬娟表现出的坚韧、聪慧、担当打动了那个小伙子,他们顺利走到了一起。而那种陪伴与守候一直延续了大半生。

此后,她担任村里的赤脚医生,电话24小时待机。冬日的深夜,天气冷得要命,而她爬起来去看望某个患者是常有的事情,但她从不收出诊费。丈夫总是默默地帮她拎着医药箱,陪在身旁。在许多个夜晚,他们相伴左右,手电筒的光束在前方探路,好像所有的路程都是大地震那段路程的延续似的,这辛苦竟有了浪漫的滋味。他们夫妻和睦,一起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,虽然其间也出现过一些变故,做生意赔了钱,但张敬娟一直陪伴在丈夫左右,哪怕再苦再难的日子,也要携手挺过去。

非典肆虐的那一年,大葱、萝卜都被当作预防良药,贵得离谱。原本几块钱的来苏水也一下子贵到了五十多块钱一瓶。她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,赶紧联系几个同为村医的老朋友,把他们手里的来苏水搜集到一起,全部对村民免费发放。她还主动宣传起预防非典的各种知识,破除了不少流言。

受她的影响,两个女儿都继承了她的事业,一个去学医,一个在村里做计生工作,也都热情善良,喜欢帮助别人。在她们眼里,母亲是位真正的英雄,是她们学习的偶像。

那天,张敬娟送我出门,路边的人不住地跟她打招呼。她家所在的村庄已经进行过规划,与城区连接成一片。临别时,我看到这一片耸立着的高楼,心里想着,某个夜晚,他们夫妇随着一束光爬上某一栋楼,在高楼之上,那些身陷病痛的人盼着她的到来。她抱着发烧的小孩,拍着他们的后背,哄他们,说着,不怕,不怕。那样子格外慈祥。让人一下子想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。虽然她年龄尚小,还未成婚,却已经闪耀着母性的光芒,温暖着每个人。这么多年,这光芒从未减弱过。

那个夏天,我走访了多个从地震废墟走出来的女性。许多天里,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她们的面容,以及那些掩埋在时间褶皱里的细节。我像吸铁石一样,在报纸、书籍、网络以及人们的聊天中吸附着类似的故事。她们中的许多人,把幼小的弟、妹抚养长大,还有的人忽然就成了另外一些孩子的“母亲”。她们尽自己所能关爱着周围的人。当世界暗下来的时候,她们便自动闪耀起女性之光,照耀着别人。

我常去抗震纪念碑广场,现在这里几乎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。纪念碑耸立其中,上边雕刻着的唐山人民重建家园的图谱与此刻周围人们的笑脸相映,一个城市的过去和未来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着。我回望街头,车流涌动,人影刷新着人影,好像一段时间覆盖了另一段时间,便不由得对那些支撑起这一切景象的所有力量肃然起敬。

刘云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,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诗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,并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。已出版散文集《木头的信仰》,长篇童话《奔跑的树枝马》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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